长女邓林，1941年出生，毕业于中央美院国画系，现为一级美术师，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理事长、常任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在邓小平的孩子中，邓林一直想画一个人，一个放大成属于民族又属于邓家光荣的人物，那就是父亲邓小平！

　　1944年出生，文革中受迫害致残，高位截瘫。中共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2008年11月13日，邓朴方当选为中国残联名誉主席，张海迪当选为中国残联主席。至此，自中国残联创办以来连任了四届残联主席的邓朴方功成身退，而他确实可以问心无愧面对父亲邓小平。[详细]

　　1945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物理专业。现任科技部副部长。生活和工作中的与人为善，令邓楠无论是在中科院还是科技部或科协都被人们津津乐道。当过工人的她被下属称赞做事专业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详细]

　　笔名萧榕，小名毛毛，1950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著有《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和《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很多人都说，跟邓榕相处，你完全感觉不到距离感，她的淳厚和亲切，就像是家里的一个大姐。[详细]

　　邓质方是邓小平最小的儿子，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上世纪80年代初赴美国留学，获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在荣毅仁力邀下，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任副总工程师。邓质方之子是邓小平唯一的孙子。[详细]

　　邓小平对家庭、对孩子的爱是深沉的、内敛的。他很少用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但家人的事情他都装在心里。同邓小平相比，卓琳对孩子们的爱是直白的、透明的。邓榕说：“我们给妈妈起个外号叫‘铁匠铺掌柜的’。”[详细]

　　1916年，卓琳出生在云南宣威一个富甲一方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原名浦琼英。她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他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当年才四五岁的浦琼英曾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童年和少年时代，她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世间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

　　1936年，浦琼英抱着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浦琼英乔装打扮，逃出北平，转船倒车，折腾数回，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四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她加入中国，并因工作需要而改名卓琳。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由我负责存档。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记好，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有时忙，她就和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龙井茶，比较贵，也爱抽点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各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话当年，董建华问记者是否记得回归庆典上，他曾庄重地介绍邓公遗孀卓琳，而后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见记者点头，他唇边勾起一抹回忆的微笑。

　　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为收回香港一锤定音，并设计出“一国两制”此一史无前例的创举，但他本人却未能亲临香江，见证中华洗雪百年国耻，感受南海珠还的一刻。董建华对卓琳的介绍，寄托了港人对邓公的无限敬意及追思，也是希望透过卓琳聊慰邓公未竟的心愿。

　　有媒体问道，在回归庆典上，他特意郑重介绍卓琳女士，引来全场掌声，这是否是“临时起意”？

　　董建华对此表示，其实那不是“临时起意”的，国家主席在庆典开始前对他特意做了嘱托。董建华说，自己对卓琳的介绍中，寄托了香港人对邓小平的无限敬意及追思，也是希望透过卓琳聊慰邓小平未竟的心愿。当时我话音刚落，卓琳女士站起身来时，整个大厅掌声雷动，实在让人难忘。那不是事先预演的场景，而是发自与会者由衷的敬意，他们用双手拍打出同一个讯息——邓公，香港终于回归，您老人家当可含笑九泉！这个片段是整个回归庆典中最动人的镜头，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

　　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久，在延安杨家岭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

　　工资全部停发，只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尤为拮据。于是，邓小平夫妇的生活水准明显降低了。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有一次，卓琳找到与自己要好的女工学到一些酿酒的要领，并弄到一些酒药，请人买了些糯米。很快，卓琳就酿得出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两人还动手做过豆瓣酱。

　　被“发配”江西的日子，卓琳终生难忘。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不几个月，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菜可以摘吃了，南瓜开出了金黄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围来回飞舞。邓小平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卓琳说，通过三年的观察，邓小平更加忧思国家的命运前途。通过三年的思考，他的思想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信念更加坚定。这些，对于他复出不久即领导进行全面整顿，以及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小时候，她家里有一部老式留声机，还有很多百代公司出版的京剧名家唱片；每天放学后，她都会仔细地听上几遍，从中了解到不少戏曲知识。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老人对京剧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她订了不少戏曲杂志，电视上只要有戏剧节目，她一般是要看的。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近些年来，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她多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并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父母官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还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耀州非遗文化火亭子精彩亮相